我与砖刻---记砖刻艺术家王文西

王文西的砖刻系列作品之一:大车店
 


  我,1936后生于河北省献县,一个忠厚正直的农村之家二年级之前,我不仅不喜欢画画,对爱画东西的同学都有些看不起,以为那不象一个正常的男子所为。快到四年级了,来了一位地主出身但毛笔字写得很好、梅兰竹菊的写意画画得更是很有功底的老师,因其与我祖父私交颇深,加之我学飞认真,成绩亦好,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对我十分喜欢,他每给人画或写东西时,总是让我给他研墨、当他“助手”,年终考试,我得甲等一名,魏老师高兴的给我画了雨、露、风、清四幅写意画做奖品。
  从此我才慢慢开始喜欢绘画,并且一画就得了我祖父和老师夸讲,后来我画的东西就由二位老人给题字,大约这便是我一生从事艺术工作最早的发端和开始。
  1951年来天津“协和美术社”学徒。由于对学徒的概念不大了然,我原以为它和上学差不多,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这使我当时特别失望,但在我们之四位学徒者中师傅还是喜欢我的。如:当他画特大幅的毛主席画像时,总是让我给其举着调色盘,有时用头顶着, 这活看似很苦,但他可让你把画的全过程看个通透,即:可“偷艺”。约五三年我便开始自学画素描,师傅发现后十分不快,同时把摆好石膏像和照明用的灯统统给弄走了。后来我深夜画,等师傅一家人入睡后画,画完后就把石膏等拆除,所以一天弄的象个小偷一样。回想起来颇觉趣甚之极。
  1953年我就开始在第一工人文化宫职工业余美术组学素描,甚为高兴,不过还是要感谢师傅与协和美术社,是它给了我从农村进入天津这样大城市的机会,否则一切将无从谈起了。
  1956年公私合营,天津上百家美术社合为当时称天津市美术广告公司。依此我的生活学习等各种情况都出现了巨大变化。
  1958年是个“大跃进”年份。我市的职工业余美术活动非常活跃。资深美术家马达通过市总工会,在天津职工业余美术爱好者中选四名德艺较佳者为其入室学员,我为自己被选中感到幸运和愉快。回忆起来这该是从艺生涯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1959年,我由画路牌广告,提升到为筹建天津工艺美院而开创的天津艺术设计公司装饰画室从事美术创作和自修。不久便派往北京中央工艺美院进修,又获得了一个从理论到技巧等全面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基间得到了中国最具实力与权威性的张仃先生,腾凤谦先生的具体指导与指教,收获甚大。然而最让我永生难忘的是我们素描老师韩向先生,到现在我依然弄不明白当时他为什么那样喜欢我。他给我单独课外辅导,单独看资料,单独讲授,他把其工作室的钥匙交给我,由我随意在其中学习,画画,别的同学说韩老师为我“开小灶”。真的!就象待他自己孩子一样真诚、友善、耐心。我怎么能忘记这样的好人、恩师!
  由于国有对内要度荒,对外要反修反帝了,原定三年的进修生活不得不一年多就结业,时间虽不长但结识了朋友,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亦不能不算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对我后来的砖刻也颇有帮助。
  1962年,马达老师为了用一批砖刻作品参加津——广州版画联展,便亲自组织了张德育和我等五、六位同志,来进行砖刻创作。
  此前,马老师虽让我们用木刻工具在木版上临过汉画拓片,但毕竟还是木刻。只有通过用极简单的原始工具、粗糙的大砖上作画时,才会让你感悟到砖刻艺术恰似一块既亲切熟识而又有距离感的新鲜领地、一块净土、一个新的审美空间。故它虽出生于文化沙漠的年代,不可能春风得意,但它却得到了文化界中一些有见地、有个性的有识之士的喜爱与关注。
  在这方面马老师与作品且不说,仅我的一件小小的砖刻处女作“牧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画参加了天津广州版画联展、全国巡展,之后不几天,便出乎意料的接到了太原、山海关等地的来信来人向我索要“牧歌”的拓片。本市的要画者更多了。所以后来美协干部苑庭奎同志见我迎筹不下,便建议把砖拿到协会去由要拓片者自拓。才给我解决了难题。
  在要拓片者中,要得最多最诚恳者要数李骆公先生(后来是我的砖刻的第二位老师)当时我与其并不相识,但其学识广、造诣深,有独到的美学观念和艺术思想,则是我久有所知的,反右派前是河北艺师美术系教授主任(留日),相当于美院院长,美协副主席,是一位画界颇受尊崇的权威人士。李先生为了找到我家住址,托人给我单位写信,待复信的第二天上午,没想到李先生怀里抱了一捆大幅日本生宣,破门而至了,使劲的握着我的手说,他和几位同事都很喜欢《牧歌》,示意那捆宣纸望能给拓成拓片。这使我当时十分为难,凭心而论我是很乐意满足其要求的,因为有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喜欢自己的作品是令人高兴的,但却因时间上困难,也只好照美协的方法把砖从美协搬到李先生家由他自拓。
  不料十几天后李先生再次匆匆忙忙的来家找我说:把砖给拓成了两半了,可有法子解决,我说先生不必着急,您如以拓的够用了就不用管它了。他不好意思的说:“又有几位搞美学的好友也很想要,人越来越多了。具此,我又向刻砖刘老艺人请教,老艺人说没关系我有自制的专门粘砖的“药”。讨回后又将砖给李先生粘好,其后,他又拓了多少我就不知了,后来听说那块砖在“文革”中被抄了。
  “文革”后期,马达老师在疾床上还跟我说,待政策落实后要搞天津砖刻工作室,可惜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李骆公先生被流放原籍,政策落实后未回天津,在当地任桂林画院院长,其间还给我来信指出:砖刻中的古朴、雅拙、金石味道,以及装饰美、残缺美。这些看似简单的理论,为其后砖刻艺术成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今非昔比,一个复兴中华与世界接轨,人们的文化生活日趋多元化、个性化发展的新的时代,砖刻,终于彻底结束了其百般磨难的岁月,迎来了继承、创新、推广普及的春天。
  今晚报副刊吴裕成主任去年就提出,砖刻应该研究汉画、使砖刻的面貌更有一些汉画味道。这样一个看简单提示,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看成是砖刻艺术的又一新起点。
  关于汉画的艺术特点、语言、风格等这儿就不谈了。
  或许正是因为汉画的功能并非是欣赏愉悦;或许正是因为汉画是服务于坟墓文化的;或许正是因为汉画作者处在汉代“天人合一”的大的哲学背景之中,才使汉代艺术家在创作中少了许多干扰羁绊,使作品中充溢着自由浪漫之光、天真质朴之趣。我以为我们要继承光大汉人那种纯真、素洁的艺术观和创作心态。使我们作品中多一点个性、多一点文化、少一点低俗与平庸。
  使砖刻这一特传统、特民族、特中国、特现代、特别独特和艺术更加潇洒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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