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中的天津人物与天津地域文化
 

  天津开埠六百年,地域文化什么样?北京一位文人说:“透着一股子牛二劲。”牛二者泼皮无赖也,天津文化也就是泼皮无赖文化。不是外地人故意贬咱,很大程度上,概因影视作品误导使然。涉及天津的影视作品不胜枚举,如《大清炮队》《神鞭》《假打侠》《老少爷们上法场》《泥人常传奇》《血溅津门》《大宅门》《三不管儿》《马三立》《狗不理传奇》等,其中部分作品的原作,出自笔者喜爱的作家,对原作不敢妄加评论。本文仅就这些(当然不仅这些)电影电视中的天津人物,以及附带的天津文化,略抒己见。

  这些作品中,操着地道天津方言的角色,无不是混星子、地痞、流氓、汉奸,纵有正面人物,也是愚昧不堪的“大傻”或是脚行苦力。电影《一代妖后》中,皇上逛八大胡同,嫖客如云,开口说话的偏偏是个“白玩儿不给钱”的天津人。根据剧情,那个嫖客说北京土话才地道,导演不舍二百多里地,偏要拉个天津人去那肮脏的地方。至于英雄人物,纵然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绝不说天津话,否则就损伤形象。多次在拍摄现场发现,本市演员在利用本地方言“优势”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把天津话夸大成最粗野最伤害听觉器官,不算罢了。做为喝海河水的书生,每逢此时忒感悲凉:难道我们天津人,祖祖辈辈创造的地域文化,就是地痞文化!

  文化这个概念,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一种状态。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电影电视作为娱乐文化的载体,也是大众媒体。不能准确地传达天津相应历史阶段的文化状态,也就从主观上,否定了这座历史名城的政治经济地位。最近偶得一本《今晚丛书》,开篇有句话,“我们天津人对自己的‘根’的认识,尚不十分清楚。”似乎有些以偏概全。天津历史简短明了,至今说不清“天津的经济、文化、人口等发展状况”的,可能仅限于个别学者。

  许多优秀文艺作品,准确的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真实的天津文化状态。如:曹禺先生的《雷雨》、《日出》,当今的《蛐蛐四爷》,评剧《杨三姐告状》,京剧《火烧望海楼》、《六号门》堪称此中上乘之作。现实的文化状态是历史的积淀和延续,套用如今的“文化”术语,天津文化的构成,至少包括“军旅文化”“宫廷文化”“娱乐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漕运文化”“帮派文化”“市井文化”“土著文化”及某些“泊来文化”,而绝不是无根可循,更不是象某些电影电视表现的那么偏颇而极端。

  一、历史学家曾把天津的发展史追溯到先秦时期,产生“天津”的地理概念,是明朝的事。当年朱棣皇帝济渡南下复迁都北京,几经三叉河口,考虑到海滨无防则如庭户无门,外夷倭寇会危及江山,遂调来淮家军镇守。(部队调防情况,史料可考。)因系天子之渡,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明代军队建制设卫。卫的编制五千六百人,把守京畿门户显得少了些。随后并入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天津卫成为全国最大的卫。

  十年前,贾长华撰文《奇特的“天津方言岛”》,介绍天津话的语源在安徽。天津人在宿州附近的固镇,不论说“嘛话”问“嘛事”当地人都听得懂,把天津口音视为乡音。根据考察结论:天津话的语源,出自淮河平原以宿州为中心的周围地区。林溪先生戏说天津人嘛事都爱“走界”,几百年的演变,天津话“走界”不大。君若怀疑,找几个安徽人跟你聊聊,近似的语调中连性情也别无二致。淮军驻守繁衍天津人之说毋庸置疑。几个朋友曾参与修地方志,求证天津的先民,百姓口传:都是跟着燕王扫北来的。

  有了天津卫,才逐渐形成实际意义的都市。相当长的时间,军人是天津高度集中的最大群体。土著人处于散居状态,假设那时已经形成七十二沽,至少分布在七十二个居民点。但是,哪个居民点的人数,也不会超过军人的人数。由于兵源来自同一地区,土著人又处于散居状态,使得天津卫里的母语语音保留下来。因此,天津是座实际意义的移民城市,天津人的先辈出身军人,或军人近属。长期的军旅生活,形成天津地域文化的起源文化,这就是军旅文化。军旅文化具有难以磨损的硬性和持久性,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牺牲精神,是天津人的基本文化素质。

  天津,是特定的地域概念。按照现实的行政版图研究天津文化,就失去了历史坐标。蓟县是古渔阳,现属天津行政范围,古渔阳红火的时候,天津七十二沽还是一片汪洋,不能说渔阳文化就是天津文化。雍正九年(1731年)天津升格天津府,辖至静海、青县、沧州、盐山、南皮、宁津、庆云诸县。研究历史可以包含这个范围,研究天津地域文化,扩展到河北山东就没有天津了。

  历史的发生不等于文化的发生,文化是人类独有的活动内容,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必然形成、长期延续的产物。地域文化,必须具备特定人群、特定区域这一典型特征。任何表现形式的艺术创作,尤其是故事电影和电视剧,编排情节、塑造人物,不能偏离这一特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天津设卫之后,修筑城池供部队镇守。提供粮秣和军需,必然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农业、盐业、商业、建筑业、手工业,饮食业、运输业吸引大量移民涌入。这些移民首先来自周边地区,但因天津卫是军机要地,难以进入卫里居住。土著人因缺乏军中关系,或因不会说天津卫官话,也难以进入城池。大批移民来自边防军的家乡安徽,随着居民的增加,开垦了大片处女地,即天津旧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沼泽和荒地,含现今的东丽西青部分区域。这就是包括旧城在内的,“天津方言孤岛”的大致范围。“天津方言孤岛”被北京音系和静海音系包围,六百年乡音不变,这是因为天津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升的结果。

  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管理地方的政权必然建立。最高长官,有油水的空缺,或许就是皇亲国戚。到了清末,天津成为距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有户籍的城市人口就达四十万。升迁无望的失宠大臣,在京城不敢张扬不义之财的王爷贝勒,观望宫廷变化的下野官吏,统统跑到天津这块风水宝地来。能做官就做官,不做官凭着资历和身份也没人敢惹,置房子买地做买卖都能发财。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还是皇上、大总统们的避风港,混不下去了,就到天津忍些日子。数数天津名目繁多的王府、故居、花园,便可知其时的天津卫,简直就是高官达贵养神散心的大别墅。

  这些人来到天津,生活习性沿袭京城的一套,自然带来宫廷文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吃喝玩乐弹拉说唱,享用绝对的高品位。此时起,天津话融进大量北京话语汇。老舍先生主编的《北京话语汇》,除了“挠丫子”之类个别俚语,大部分语汇存在于天津话的口语中。其中包括许多有音无字的满语,如“这人真格色”的“格色”、“胳肢人”的“胳肢”、“邋遢仨儿”的“邋遢”,说他“勺叨”他还“翻呲”梗脖子,“嘿唬嘿唬”他,“掴打”他两下,他就“耷拉”脑袋不“滋威”了。这些词汇,能“就唬”用汉字写出来就写,写不了就说,“勺叨”说成“勺瓢”也行,明白就完。天津人洗衣裳,说是“(cou)衣裳”,小孩吃奶,说是“吃(gege)”,会说不会写。怀疑是满语的转音,北京话里没有。可能是满语中少数人的俚语,后来让天津人说“走界”了。

  统治天津的主导文化,一度是宫廷文化,应该说是成立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各门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多汇聚津门。不论哪一门派的艺人,纵然进宫伺候过老佛爷,不经天津认可也红不起来。时至今日,不管什么样的“腕儿”,到了天津就怵头。没有真本事,二三流的玩意儿懵不了天津人。

  既然是宫廷文化,自然包括饮食文化。一些吃家把天津饮食文化,诠释为小吃文化。说人家外地有川菜、鲁菜、苏菜、闽菜、粤菜,没听说过津菜。以此说明,天津不存在高品位的饮食文化。这些吃家算不上行家,御膳房的食谱列什么菜?千万别回答满汉全席。皇上挑食,御膳房云集四海名厨,菜谱荟萃普天下的美味佳肴,预备的是华夏大菜系。天津卫拥有普天下各路名厨名菜,天津菜系就是皇上的菜系,天津各具特色的馆子,就是御膳房的“专灶”。讲究吃的文化,天津是大文化。足球场当席面,也摆不下天津厨子的烹炒煎炸。

  至于小吃类食品,和全国相比天津真算不上一流,至少不能和成都西安上海比。难得的是,外地的小吃再有名,不能挎着提盒送到紫禁城里去。而天津的地理位置太阔了,想摆谱儿,呆在北京能吃上热乎的“狗不理”;腿勤的,专程来趟天津改口解馋,当天也能打来回。所谓“天津三绝”,最初是北京人叫响的,再有就是自吹自擂了。窃以为,实不值渲染称道。

  三、天津的俗文化,主要是从军旅文化衍生来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天津卫里的兵勇,早晚复员退伍。军人家属大部分“随军”,便不肯离开生活习惯的沿海城市。两地分居的也把家属接来,城乡差别在那摆着,再苦也比乡下强,顶不济练把式卖艺,也可以换饭吃。功夫深的军官开武馆带徒弟,因为到处是老乡,估计没人干涉。那时的“三不管儿”可能不止一处,肯定是练把式卖小吃的占主体。或许还有卖唱的,也是从安徽来的。说不定天津时调,还是凤阳花鼓调转化来的呢!当年西沽的太平花鼓会享誉津门,行会时唱的就是凤阳花鼓调或是昆曲。须知,天津人唱昆曲唱的是北昆,也是徽腔徽调。

  盐业、海运、漕运的发展,四海商贾八方游侠云集津门,普天下的奇闻怪论、道听途说俯首皆是,为说唱者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演义的传奇故事,全是有鼻子有眼的“真人真事”。讲述起来不仅绘声绘色,且声情并茂,因此,天津的说唱艺术天下无比。

  有艺术就有美学,有美学就有哲学。由于接触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天津人的处世哲学独具一格。通常情况下,奉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政策,练就了天津人机敏幽默的“卫嘴子”。万般无奈也是先礼后兵,得了势见好就收;斗不过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喊声“大爷”算嘛?不跟“狗食”计较。不是天津人熊包,老辈人教育的好:和气生财吃亏是福。笃信能人背后有能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从呀呀学语就懂“欺负人没好处,你妈生个小老鼠。”别人招欠打自个儿的孩子,天津人还不护犊子。

  由于目睹太平军和义和团的惨败,血雨腥风扭曲了天津人的个性,嘛事都看个底儿掉。市井文化折射平民意识,表象的玩世不恭与油滑,是反抗意识的消极表现。近代后期的天津人,轻易不拿鸡蛋碰石头,谁爱说嘛说嘛,我就这德行还不行吗?谁乐意愣头青就让他愣头青,说出大天我不攒头。无关大局的事,有便宜算白拣,倒霉反正我没参和。天津人的这种处世策略,固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也不妨说是老谋深算,是地域人群成熟的表现。

  但是,国难当头的时候,天津人绝不含糊。百年来,天津承受的民族灾难首当其冲,敢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日本鬼子全交过手、拚得血流成河,死拚到底不做孬种的,唯我天津人。抵御外辱天津最为惨烈,天津的肝胆忠烈不胜枚举,天津历史灿烂辉煌,天津文化慷慨悲壮。

  故事电影和电视剧是雅俗之间的文化商品,本身就不可能脱俗,表现俗文化自然难免。但俗文化须有“文化”,此“俗”应是通俗、风俗、民俗。纵观银幕上荧屏上的“天津人”,各个俗不可耐,庸俗、恶俗、鄙俗。以糟溅天津人的方法,满足个别人的“审丑”需要,反映了编导者的创作心态,是文化堕落的趋向。在故事电影和电视剧中,笔者不反对使用方言进行人物造型,但是必须使用得当。对某种方言(不仅天津方言)没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最好慎用。

  四、目前我市保存最完美的古建筑群,当属东门里的文庙,与文庙相对原有一座武庙。这两座庙宇如同昭示碑,表明天津人崇文尚武的文化特征。将近六百年,文庙完好保存,以它所处的城区位置,体现了天津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和继承。

  天津市区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还有三叉河口附近的大悲院、西北城角的清真大寺、吕祖堂,这些完好的宗教建筑,甚至包括鼓楼附近,近代建筑仓门口教堂。其建筑风格,都融合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之中。传统文明和泊来文明的亲和,以及对宗教信仰的相互尊重,说明天津人的气度。说到建筑,就联想起名扬四海的“天津小洋楼”,似乎专指租借地里的建筑。且不说天津地面上的任何建筑,都是天津汉子的智慧和血汗构筑的,单说天津老城周围的老字号,东北城角的官银号、商务印书馆、正兴德茶庄、北马路的中华书局分店、估衣街上的“八大祥”等多家铺面建筑,均透着世界建筑经典风格。中西合璧不露痕迹,与老城风貌和谐统一,那可是纯粹天津人的杰作。冯骥才大哥为挽救天津遗存的老建筑奔走呼号,不是他守旧,眼下旧地立起来的高楼大厦,不仅破坏了天津城区的整体风貌,本体建筑也是差强人意。品位、个性、审美价值,均难让人恭维。

  不要因为历史上发生过“天津教案”和“老西开事件”,就误解天津人排斥天主教、基督教。望海楼和毗邻的崇禧观原本是景致建筑,那里是屯兵要隘关税卡口,法国人强租那块地皮,显然没安好心。从1862年“永租”至1869年始建,法国传教士就四处活动,期间没有发生过激烈的事件。只是当法国人以传教为名残害中国人、明抢中国地皮时,天津民众怒火难耐,才爆发与强盗死拼的激烈行动。火烧望海楼、保卫老西开,与纯粹的宗教无关,天津的宗教文化始终圣洁与健康。

  天津地域文化的特征,还集中在人人敬奉的天后宫。

  相传宋代福建莆田人氏林愿,第六女林默聪慧美丽,卒后屡屡显应于海上。元代至元年间,被朝廷封为天妃神号,以保海运“安全”。至清康熙升格为天后,是中国至尊女神。天津作为重要的海运码头,天妃娘娘在元代就坐镇大直沽,专家考证大直沽的天妃宫为东庙。娘娘宫是天妃西庙。娘娘宫非观非寺非教堂,本与宗教无关。因天妃屡受皇封由僧人主持,后来道人也介入其事,此举令后人大惑不解。儿时唱童谣:“娘娘宫,嘛都有,三尾(音乙)巴羌子油葫芦(音鲁)”。回味起来,讲的是娘娘宫不仅佛道合一,治头疼脑热的王三奶奶、憨厚的傻哥、管生育的子孙娘娘统统在其内。宗教的共同教义劝人从善,天津人不把神的职能分那么清,天津人务实,赋予娘娘具体的神力。遇到为难事,尤其婚后不孕或生育无子,便求助天后娘娘。生育是天然,自然最见成效。娘娘原本负责海运安全,老百姓却忘掉了。

  天津雄厚的文化底蕴,拥有丰硕的创作素材,广阔的创作空间。亲爱的编导们,天津那么多的好东西,不要一叶障目统统看不到。

  五、天津文化大俗大雅,怎么就“牛二”了呢?究其原因,天津人最大的缺憾不会张扬,不张扬也无妨,算谦虚;偏偏不会藏拙,不会藏拙也无妨,算实在;偏偏擅长自嘲,自讽自嘲也无妨,归在风趣里边,会逗哏、幽默!须知,这无妨哪无妨,搁一块就有妨了。好听叫大大咧咧,难听叫没心没肺,二百五、狗器。天津部分人这种不着调的习气,纯粹是帮会遗留的习气。

  封建社会晚期,破产农民越来越多,逐步转向手工业等其他行业。为了应对统治者的压榨,便按同乡或行业自发结成民间团体,最具影响力的是红帮和青帮。

  红帮又叫洪帮,秘密结社始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以农民、手工业工人、城乡散工和游民为主,成分复杂。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称天地会。他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内称洪门。小刀会、红线会、哥老会均属洪门分支。洪帮建立后举事抗清,势力迅速壮大,还配合太平天国多次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沿海武装起义。该会各派还有的参加过早期的工人运动,辛亥革命后,部分地区的派系受同盟会的领导。洪帮后来坐镇上海,称雄一方。

  青帮发迹于漕运又叫安清帮,最初结帮为的是垄断内河航运。据传康熙七年(1668年)罗教始祖三弟子翁某钱某潘某,应昭晋见“领帮匡漕”,钦封安清帮。“招收贤徒”十万八千“嚎丧鬼”,分成一百二十八个半帮,形成浩大的帮派体系。史载,雍正四年(1726年)青帮承包了大运河南粮北运的漕运业务,一时形成气候。清帮出自佛门,临济会宗派之分支,原本“尚天情,重义气”。青帮传四十八代,正统的帮徒严守《十大慎尊》《九大戒律》。戒酒、戒赌、戒淫乱、戒偷盗、戒斗殴;提倡正心修身、积德累功、为国尽忠。道义不为不清,只是始为朝廷操纵,后为把头垄断。

  青帮在天津的代表人物,是名噪一时的袁文会和刘广海。一个出身河霸流氓,一个出身贩草农民。他们虽是一门,却是黑社会势不两立的派系首领。因骨子里都有较深的“阶级烙印”,前者沦为汉奸,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平民利益,具备应有的民族气节。两股黑势力的较量(后期不乏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往往采用跳油锅、滚钉板、过刀山,断腿、剁手等玩死签、自毁自残的极端手段,以迫使、要狭对方屈服。日寇侵华期间,对青洪帮采用拉拢利用的策略,对双方的争斗极少干预,争斗常常分出胜负,每次总有一方获得地面上的利益。争斗中,伤亡者会得到帮会的抚恤和补偿。由于争斗手段残忍,获得抚恤和补偿的帮徒会受到英雄般的尊敬。争斗频繁“英雄辈出”,极易产生明星效应。对食不果腹衣不挡寒,死比活着舒坦的赤贫来说,模仿混混儿或者争当混混儿,在下层社会成为时尚,也就不足为奇。

  旧社会许多大城市都存在混混儿现象,电影《黑白人间》讲的就是北京混混儿。天津人始终把混星子视为不齿,视混混儿那一套为“臭狗食”“杂巴地”“狗食盆子”。就连混混儿自己也不拿自己当人看,“你老别跟咱下三癞一般见识呀!”一些不明底细的影视编导,把混混儿当成天津的特产,当成天津典型人物表现,犯了常识的错误。

  文化艺术具有教化的作用,必须宣扬邪不压正。这个邪不压正,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搞表演的明白,剧中人物在镜头前表演,不在戏份多少,看导演如何调度,如何把握尺度。天津早期拍摄的《血溅津门》,观众可能忘记了所有剧中人物,金树贵饰演的那个混混儿汉奸郭运起,至今提起来,仍然令人记忆犹新。以这个剧中人物为例,仅仅试图说明,该剧在本市播映和在外地播映,产生的效应则是不同的。普通话全国通用,天津话则是独家特有。(作者 宋金来)

  

  

 
 
 
  2001-10-17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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