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打架的学问
 

  小直沽可说是天津的摇篮,元诗人中描绘了这里漕运、渔盐的繁盛景象,是天津形成居民聚落点初期生动的画图。后来,这里盖了天妃庙(娘娘宫),修了玉皇客,设立了通济集(集市),就越来越热闹。“八大家”之一天成韩家,养海船号称“九十九艘',也在这里。还有另一“大家”长源杨的私宅。 这块地方的宫北大街,在1860-1900年间,曾经是银号、金店、洋行(有一座教堂)集中的地方,与租界(称下行)相对,被称为“上行”。义和团运动中全被烧毁。 现在有人提议,修缮玉皇阁,把宫北建成以经营天津民俗工艺品等为中心的“文化一条街”(按:1986年已建成)。那样,小直沽就将重现津门故里的风光。 天津人打架之“学问” 天津人好打架,这似乎是一种恶德,甚至是一种恶名。——这是我20来岁时的认识。不管是人云亦云也好,本乡本土的人的逆反心理或故做高深也好,总之具有这样认识的人不少。

及其长也,到外面以至于大外面走过几遭之后,才如梦初醒:天啊,原来如此!

距我们240里的邻居北京人,一言不合,就一声“姥姥”!这两个重叠字虽然只组成一个名词,但大有学问,很能说明辇毂之下居民的文明度,因为它省略了前面的主语,省略了一个动词谓语,又省略了一个代名词,于是,那文化内涵便很深了。但接受者却不懂接受美学,回答的方法抡圆了胳臂,回敬一个嘴巴。接着便是一场鏖战。说北京人打架驾一声“丫头养的”!越退越远,以至溜之乎也,那只是天津人的精神胜利法。

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我去邮局取款,前面排了一大串人,我只能退居末席,谁知来了一位絜妇无雏的中年汉子,他进门便往我前面挤,伸手就扔要寄的邮包。我提醒他是否排队,此君立刻横眉立目、气势汹汹朝我大嚷起来。我说了他一句简直不可理喻的话,他就要 我出列,颇有点我们贵宝地小孩子问“玩拳?玩跤?”的模样。我很恼火,但想到我虽津门斯文却不能在杭州扫地,加以前面有几位老乡(黄河以北的人在那都是老乡)仗义执言,终于没有起而动武。一位当地人貌似公正地解说:“同志侬弗晓得,'能同苏州人打一通架莫跟杭州人说一句话'。杭州人就是这样子。”地论说话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实即威吓,还是真心劝解,我算服了!原来天津以外的人也有这种恶德或恶名。几天后,我乘夜船到了苏州,心想吴侬软语之地,虽非温柔乡,总会心平气和地待人接物吧!谁知去洞庭东山途中,车子竟遇上拦车要“买路钱”的人。我实在不敢承认他们说的那是吴侬软语,口气之冲,很有点“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得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绿林好汉之豪横气。几位“英雄”一拥而上,叽里哇啦,指手划脚,不给买路钱就要开打。司机不干,我赶忙掏钱找顺遂,众家好汉这才让开一条通道。原来行前杭州人讲的那句至理名言,是绝不可当真的。换句话说,千万别碰苏州人,苏州人打架也是很有气派的。在上海也一样,不,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公共气车里,有空(座位)必钻,还能不打架吗?在弄堂里,居住密度大,随处都是导火线,“小心地雷”没用。在江南那种敞开式的店堂前,常常是里外对吵对骂。楚河汉界一点没用。北方人逛上海商店,几平时时发生“有限战争”。上海开往京津的火车,一出站,这一定是最热门的话题。但到了广州,人生角色变了,商店里挨剋的是上海人,打架的也是广州人和上海人。

巴山蜀水间,更不要说了。旧有“袍哥”横行嘉陵江上;今有“川军”闯荡盆地之间。四川一些人是又能吵又能打,云贵的“族哄”和“械斗”更不逊色。可谓全方位、立体化的战争。

海内如此,海外更是别开生面。在港澳,如果走进澳门葡京大酒店,在轮盘赌的桌前找打架的,那算走错了地方。黑道的朋参友是在外面比试,阔佬肥婆的打手成群,门徒遍地。少林、武当、拳击、空手道、后枪、手榴弹,传统武术与新式武器一齐上阵,录相带里常见的。

不过,港澳的打风终比美国相形见绌。在纽约港,没两下子你是提不出任何一包货的。曼哈顿弹丸之地,黑手党是实际的地下政府。这是土产。街上的国际逃犯就是一万名。这是舶来品。我三进纽约,天天见新闻中有斗殴致死的,几乎隔几天就有一个警察被打死。第42街(红灯区)更有趣的是,黑人打架有找乐的,也有找钱的。物质文明程度越高,打架也越现代化,特征是更猛烈更自由,打架者自打,行路者自行,各随已便,皆大自在。纽约街头竟有私卖手枪的,几十美元一把,汽车开来,成交踊跃;骑警将到,风流云散,像世界上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手枪是打架多么得心应手的玩艺儿!

看来,天津人好打架之风,既不能专美于前,也非是擅场于后,简直差远了。人家那才叫真杀实砍、有声有色呢! 这样说,天津人打架不是没有自己的水平和风格了吗?也不是。证明是:史书有明载,方志有专述。

明《天津整饬副使毛公德政去思碑》说,天津三卫(按明代分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风俗不甚纯一,心性少淳朴,官不读书,皆武流;且万灶沿河(南运河而居)日以戈矛乡矢为事”。足见玩拳玩跤,渊源有自。天津且为水陆码头、商业城市,接官迎差,负贩走卒,互相割据,各霸一方。即使普通居民死了人,掐尸殓,也有人“恃有杠具,各分疆界, ”。且“不顾人家贫富”,“甚至吹手,纸扎(扎纸人)等行亦皆效尢”,绝对“不容彼此搀越”(《天津府志》)。硬搀合、越边界如何?那就是“一场事”,以斗殴决胜负。到清中叶,内河漕运、盐运大兴,此风更炽。脚行分城东、南、西、北“四口儿”,关(北大关)上、关下、老老店、季家楼(老龙头),也各有“把店的”独占一方。同时,“有等市井无赖游民,同居伙食,称为锅伙。自谓混混,又名混星子”。他们“把持行市,扰害商民,结党成群,借端肇衅”(《沽水旧闻》)。讲打讲闹的风气,从天津城市发展最快的清代乾隆末年到光绪初年最烈。诗人崔旭在道光四年(1824)写道:、百斤 石锁手能擎,一语许人身便轻,还是幽燕游侠气,爱歌乐府少年行。”这是对混星子的素描。更妙的形象描绘则见于津门乾嘉时人杨无怪(天津唯一的白话诗)所写的《天津论》:“小帽歪,衣襟敞,提眉横目,慌里慌张。”绘声绘声,想见其人。

天津人那时打架的气概和场面也令人吃惊:“有人犯了他边界,聚伙成群来打仗——铁尺斧把,竿子鸟枪;赶上房,开水砖头往下淌,哪顾生死存亡。”打架绝非单打独斗,而是“打群架”(群殴),又被称为“打仗”,顾名思义,足见其火药味之浓。彼时验伤由“地方”(地保)、仵作,送到到衙门。而后无论板子打、夹棍夹、打架人都不能服软,不然即为“走脊”。1894年,因甲午海战,天津禁群殴械斗,河北关上与西头西关混星子有衅,在西头湾子半殴,伤亡多人。天津县捕人,双方各投案五人,均判斩首。其中有十二岁的少年张小卜,且官不忍杀,劝他悔改,小卜摇头;热堂(刑讯)过后,面不更色,气不稍呈吁;又于烈日下暴晒三天,不给饮食,仍无悔意,但已气息奄奄。忽然一阵暴雨,小卜于雨水淋漓中仰天大笑。天津县只得偷偷地将他释放。小卜歌唱而去。天津卫管这叫“豪横”、“够板”。实际是打架风气向更恶劣方面的转化。

天津人彼时好斗之风(另加起洪、吸热闹)曾影响到中国政治与历史。太平军在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下北伐,直至天津稍直口(今黄河道西头)。但天津地方官及大盐商竟利用这种游民习气,组织团练,阻挡太平军,使太平军北伐功败垂成。不然太平军攻下天津,直进北京,中国历史上便可出现一外乌托邦式的“宗教共和国”。记得范文澜师就这样讲过。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中火烧望海楼、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与天津人这种“勇武好斗”之风实不无关系。天津教案,当然首先在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人的迫害,但发展到如此惨烈,以至震惊中外,却由天津讲打讲闹的社会风气所导致。有一本笔记说,在当时鸟市前身的院门口(在大胡同西)空场上,日常即聚集着大批游乐的闲人,当围攻望海楼时,他们中的一些人闻风赶去,加入围攻队伍,由吵架、仍砖终至放起火来。还有一本笔记记载着:“同治(该笔记误为咸丰)九年(1870)年五月二十三日,土棍若干人,相聚攻教堂。堂破,得盲儿无数,益信被拐儿童遭剜目之惨。实则盲(童)学校之学生也。土棍等益怒,乃杀教士,并焚教堂。”

清道光后,各地教案频仍,但与天津相比,都得瞠乎其后了。于是便出现了“争强斗狠”一词,也于是出现了“挑号”的风云人物。清末男人讲究“花鞋大辫子,一走一趔趄”,辫子既粗且松,有的每股中还插茉莉一朵;额贴太阳膏;行路时一只手伸入大褂的纽襻下,半提衣襟,一瘸一拐,表示自己身经百战,曾伤筋动骨,落得残疾,因为津门山水人物。这从他们的绰号上也可看出:“独眼龙”、“草上飞”、“小刀子”、“飞刀张”、“大黑塔”、“潘大炮”、“强嘎子”、“二狠子”(均晚清天津混混)等等。天津这种讲打讲闹之风,地方官曾屡行镇压,施以梃杖,发配边城,站笼示众,以至斩首。经同治十年(1871)、光绪九年(1883)两次大规模剿杀,气焰乃稍有收敛。

不过,天津人打架的特殊心态与形态,却在历史上留下鲜明的痕迹。

简述之,一曰先礼后兵。有话(纠纷)先行说开(解开纠葛)了。说不开再“外边比乎”或“开边(旷野)比乎”。这颇合于“军事是政治的继续”的哲理。而外边或开边比试,又表明是不显山不露水,动真格的,不要人劝架。二曰绝不含糊。既表白“不打不闹”,就是“挨打不出声”,“宁叫打死,不叫吓死”,即使上刀山、下油锅也气不少吁,面不更色,口不求饶;否则即谓“栽跟头”或“尿了”。三曰为朋友两肋插刀。过去天津水会(民间消防组织,往往是脚行下处)高悬“守望相助”金字大匾,这说消灾弭难,义不容辞。天津人讲究哥们义气,这种精神在打架时更发挥得淋离尽致,因而往往引起群殴,即“打群架”。哥们义气是不谙工艺、不娴田稼的天津人至为需要的凝聚力。这三点说起来,是属于资本主义所缺乏的中世纪宗教虔诚与义侠血性范畴的。如因势利导,自有其应该肯定的一面。

但天津人打架也有更坏的一面,把我国我民的国民性缺陷也暴露无遗。一曰“架挑”。打架往往背后有教唆者、挑拨者。他们煽阴风点邪火,而后却坐山观虎斗。天津的脚行头在争行夺市中就是这种角色。另有一些小市民也爱起哄架秧子(秧子,冤大头)。二曰“拉偏手儿”。打架必出于是非曲直不分,拉偏手者却貌似公正以劝解者身份出现,暗中对与自己利害关连的一方助一臂之力,而向对方暗下毒手。这种人被天津人称为“暗毒”,即俗称之阴毒损坏。三曰“打便宜人儿”。本来事不关已,可不劝解,也可远离是非之地,这种人却要趁人之危,暗伸小手,揍他(往往是“身烂嘴不烂”的弱者)两下子。然后退出人群“嘻嘻”一笑,在心理上获得难得的快感。四曰“看热闹儿”。“嘿,那边干起来了!”一传俩,俩传三,一会儿就一伙子人围观。他们拿打架当“西洋景”(洋片)看。有时见打架者身手不凡,还要喊“好儿”助阵。尽管看完打架,一回头自行车丢了,他们也不放过这种热闹。如果架没打起来,他们便会如丧考妣、耷拉着脸喟叹:“真他妈的没劲!”——海湾战争有劲,他敢凑前吗?五曰充“光棍”。打架本来不文明,却要在此中逞强斗胜,充英雄好汉。打人者固然扬眉吐气,被打者也要当“没事人儿”,目的是博得别人“挑大拇哥(指头)”,说一声:“有两下子!”

至於“拉破头”与“磨裤裆”,则是打架中等而下之者。人家还没真动手,他就砖头往额头一砸,血流满面,或坐在地下拉住对方衣角不走,非得赔他一头二百(现在叫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不算了结。我当临时工时,就遇见一位被打者,打到打人者家里,一进门就嚷:“你们爷儿们(男人)把我打了!”“哟,打哪儿啦?快上卫生院看看去。”女主人很有礼貌。“不行。他都把我打饿了!”如何是好?一碗倭瓜饺子终于了事。此虽凡人小事,但见微知著,放大了就可看出国民性种种。

天津人是人,出是中国人。过去时代的中国人,性格中的优点和弱点,天津人身上全都有。刚毅的性格,热烈的感情,磊落的肝胆,在天津人打架中光彩四射。卑微的心理,猬琐的动作,虚枉的需求,在天津人打架中也难以掩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使天津人有了前者;人杂五方,华洋杂处,使天津人又有了后者——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血“血统”。虽然,这些都是过去了的,痛苦的过去了的!它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天津的风俗租界与买办除外)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天津风俗包括城市风(文人风、商人风、游民风)、农村风、滨海风(渔民风、盐民风)。 现在谈天津卫和天津风俗的人,最乐道的是予人印象紧深的游民风。因为他们不知不懂华世奎华七爷拖着小辫进棺材,却又“不添那个彩”,不做伪满的官。其实,这种人天津城里关外、河东水西都有。近来,谈天津人打架之风的文章读过好几篇,多数是谈扩大了的游民风。并指着它说;“嘻嘻,这就是天津人!”我却要说,这只是一种天津人,天津人的一种性格反射。如此而已。

 
 
 
  2001-11-20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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